康乾盛世人口激增，粮食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发布日期：2025-02-05 20:47    点击次数：117

如果说18世纪的清政府在粮食供应方面的雄图伟略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如人们有时所讲的那样，那么诸如陈宏谋一类的治世之臣更是志在于此了：

确保国中人人有足粮，同时增加粮食储备，使其能跟上甚至超过清朝人口的快速增长。

对陈在这一领域大量著述的研究，不禁会使人惊诧于他那广阔的视野，包括他对经济发展和环境因素的理解，一整套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在各种压力面前的灵活应对。

清朝中叶的诸多官员或许都如此，但是人们普遍认为相比其同僚，陈在行动上更机智，更富有活力，更具有创造性。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问题的实质。首当其冲的便是人口增长问题。大约在1744年，陈宏谋在一封信中就清楚地写道：

“盛朝休养日久，生齿殷繁，纵尽水滨山涯皆为民业，犹恐有限之地，不足以养滋生之民。顾坐视其地有余力而不为之，所辄曰事无近效也，或曰无动为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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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官养民，而不以民养民，力所不及，势有所穷。此司土者所不能不转展于心，惧无以印副圣天子惠元元之意。”

正如铃木中正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目前的人口问题源于18世纪。在此之前，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关系从未成为政府所担忧的事情。

而到了陈宏谋生活的年代，我们完全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在为此煞费苦心了。

尽管学术界对中国帝制晚期的人口数量及增长规模尚无定论，但是我们能够仔细地估算出在400多年间人口几乎增加了5倍，从1400年的约6500万增至1850年的约4亿。

虽然明朝期间人口已有了显著增长，但是何炳棣与德怀特·珀金斯的数据表明了在陈宏谋生活的年代，人口增长速度更为迅猛。

从1700年的约1.5亿（一个世纪前在明末人口数量大量减少之前，也出现了同样速度的人口增长）发展到1771年陈去世后的约2.7亿。

这一阶段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从清朝初年到中叶约是1.3%——是世人闻所未闻，而且始料未及的。并且人口增长在时间的分布上也不均匀。

按10年计算，人口增长的高峰先后出现在18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这也恰是陈宏谋在各省做官最繁忙、活跃的时期。

在人口增长5倍的400多年中，耕地总面积只增长了不到3倍。尽管政府竭力展开了开荒活动，耕地面积在人口猛增的时期却快速减少了。

按照全汉旱的计算，土地面积增长速度从康熙时期的年均0.45%跌至雍正时期及乾隆统治早期的0.18%。到了约1760年，陈宏谋写道：“生齿日繁，农田所入，止有此数。"

可耕土地的单位产量在数百年间当然也有所增长，但不足以抵消人口的增长，至少在人口增速处于高峰的几十年间是这样的。

在帝制晚期的中国那样复杂的经济环境下，食品供应问题并不仅仅是严肃的生产与消费问题。

它的复杂性在于一部分人口完全不生产食品或者生产的食品并不足以自给，甚至以往生产粮食的那部分人也要不时地依赖别人生产的粮食了。

粮食在清代中国境内大量流通。其流通渠道有四：（1）通过国家手段（包括以财政系统、正规的粮库体系和危机时刻通过定点购粮实行的粮食再分配）；

（2）通过民间手段（包括地方粮库以及由寺庙、家族和地方名流提供的粮食救济）；（3）通过收取地租和高利贷利息；

（4）通过商业市场。陈宏谋大体通过前两项渠道在粮食再分配方面作出了种种努力。不过在研究他的措施之前，我们应简单考虑一下第四种渠道，即商业渠道。

根据新近的一项估算，清朝初叶和中叶，通过该渠道流通的粮食至少有通过政府手段流通的粮食的4倍之多。

毫无疑问，18世纪的中国是农业国，但也是世界上几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度之一。据吴承明测算，18世纪末期清代中国水稻总产量的10%进入市场，共计年均约25亿斤。

这当中的大部分或许都在当地销售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得以远销。历来水稻产量不足的地区从一些产粮区购买大米，自明朝晚期商业快速发展以来，这些地区逐步成为商品粮基地。

业已成型的、高度体制化的粮食贸易成为清代经济的特征。粮食流通的方式包括：

（1）粮食相对自给的地区以内的流通（比如沿海的以商业城市经济为主的福建，其粮食由闽江上游各县提供；湖南茶乡新化县和安化县的粮食由珠江上游的武岗县等供应）；

（2）相邻的地区之间的流通（比如陈宏谋的家乡广西为广东三角洲提供大部分的粮食）；

（3）距离很远的两地区之间。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江西、四川、尤其是湖南的多数地方在18世纪时已是专门的粮食生产基地了，它们为很多地方特别是高度城市化的生产纺织品的江南一带供应粮食。

据全汉和克劳斯（Kraus）的统计，仅通过第三种粮食流通方式，粮食的交易总量在18世纪的头几年里已达到每年800万石至1300万石。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粮食输出地区里的许多稻米种植者还会到市场中去购买质量较差的粮食以供日常所需。

在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社会里，人口增长的压力意味着粮食价格的不断上涨。

有学者指出，尽管其他因素如增加货币供应量及提高商品流通速度对确定价格起着主要作用，但是影响市价的最根本因素还是求大于供。

虽然部分受到来自新世界新增货物品种的影响，比较一下欧洲和中国在现代之初都曾经历的“价格革命”，欧洲在17世纪晚期及18世纪早期开始进入了长期的粮价下调阶段。

而在中国粮价的调整期却要短得多，主要指从1660年至1690年康熙在位的经济衰退期。在此阶段，尽管粮农时常抱怨粮价过于低廉，但常用的数据资料却显示米价的持续上升。

按银两计算，1690年左右，每石米约合白银0.8两。而到1800年每石米则需白银2.2两。理所当然，粮价上涨最快的时期也正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即18世纪四五十年代。

人口增长的压力最根本地导致了粮价的上涨还可由另一现象说明，即这一时期的地价也快速地上涨（据一项统计，1720至1770年间地价上涨了十倍），而非粮食商品的价格却一直到18世纪末还只是小幅上升。

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谈到，18世纪早期欧洲跨地区市场的高度整合，永远结束了以往曾出现的“令人恐怖的”大饥荒。

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只出现过相对小规模的粮食匮乏，这种匮乏可以通过商业渠道向未受灾荒影响的地区购买粮食而解决。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清朝中叶的中国，只不过这里的变化没有欧洲的那样巨大。和欧洲大陆一样，清帝国的经济体系也处在不断整合之中，然而仍有许多地区（如西北和西南）在市场整合程度方面不及欧洲。

另一方面，与欧洲不同，清代中国有一个集权式的政治体制，由少数人管理却又颇有效率的中央官僚机构把持（贯穿大半个18世纪）。

不稳定的气候导致的区域性粮食匮乏不断地侵扰清代中国，食品供应潜伏的问题比同时期的欧洲更为严重。

在清代中国那样一个广阔、高度商业化的经济环境里，区域性粮食匮乏显现出的并非粮食的根本匮乏，而是粮价的反常上涨，从直接受灾的地区波及通常为它们供应食品的地区。

由此将会导致各种社会冲突的发生，不同地区的粮食生产者、运输者和消费者互有矛盾，而政府的处境相当尴尬。

在18世纪的欧洲，完全是市场自身降低了饥荒的严重性，而清朝统治时的中国却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人为调节。

毫无疑问，清政府努力地保证国民的食品供应。1740年当年轻的陈宏谋还在担任江苏按察使时就向朝廷上奏："积贮为民命所关，亦当今切时要务。”，他的做法毫无政治风险，满朝官员都以此为念。

三年之后乾隆亲口称：“民既以食为天，朝廷当以农为本。”上至天子，下至朝廷百官，都开始认识到在人口增长不受控制的情况下，食品供应问题的严重性。

从18世纪头十年开始康熙帝就不断承认人口增长给国家粮食供应带来的威胁，并颁发诏书，令官员们尽力寻找解决办法，而他的继任者雍正和乾隆更是如此。

陈宏谋和他的同僚也都对此十分关注。粮价的上升与人口增加的关系成为共识。早在1683年著名政治家李光地就警告大清帝国，中心地区的米价在上升，并把原因归为人口的增长。

1717年康熙帝也提出云贵、广西和四川部分地区的较低粮价源于这些区域内较低的人口密度。

此后，康熙的继任者们都反复指明人口增长与粮价上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成为高层官员们的主要议题。

尽管大家都意识到粮食价格过低将影响生产者的积极性，并且要通过使粮价保持稳定的方法来防止这一局面的出现，但在18世纪大部分时期内，粮价的实际升高被认为是于“民”极不利的，而控制粮价的种种努力不断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

回头再看，清政府亦或能选择多种政策以解决互相关联、日益显著的人口增长问题、人均粮食供应下降问题以及不断上涨的消费价格问题。

其中的某些策略从官方意识形态看显然是错误的，因而不曾受到政府的考虑。

即使有关于人口增长对粮食供应产生压力的最严厉的警告，由于当时的政治理念将人口增长与施行仁政密切相连，因此任何限制人口增长的行政措施都是一种禁忌（即使大量的证据显示清朝的百姓往往主动采取措施控制生育）。

财政政策亦如此。可以想象，增收人头税和财产税会打击生育人口的积极性，从而间接地提高人均粮食供应量。然而清朝统治者们却继续相信相反的观点。

例如在1743年乾隆帝自诩自己通过减轻土地税和徭役，自如地应对了持续增加的人口压力。

然而按铃木中正的说法，事实上1712年康熙帝冻结土地税的做法很可能是人口增加过快的另一个原因，乾隆在位的头15年里施行宽柔的税收政策，也似乎对应了在18世纪中期迅猛的人口增长和粮价上涨。

18世纪的中国，没有像同时代欧洲各国面临战争而导致普遍财政困难的政治局面。在儒教思想以及经济理论的共同作用下，国家金融的良好状况需要尽可能充分地表现在低税收政策上。

陈和他的同代人似乎都忽略了将由此付出的潜藏代价。清政府没有走上的第三条道路，即没有鼓励城市化或农民进入非粮食生产行业去影响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我们将看到，尽管清政府确实要把农业劳动集中在基本粮食作物的生产上，但他们也坦然地认识到人口增长超过了可耕农田的增长，使得任何较大范围内的农村振兴政策都变得难以实行。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乏善可陈。

发布于：天津市